1977，那场高考改变了什么
更新时间：2017-07-08 13:22:07 来源：新浪
胡若予
1977年的冬天，12月10日，我的老家蓬溪县城大雾弥漫，阴冷逼人。一早，我捏着两只吸满了墨水的钢笔，赶到小城边上的县教师进修学校，参加刚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妹妹也正走进江油县的考场，异地同赴我们人生中最可珍贵的考试。
那年，我22 岁，在蓬溪一所区级中学当教师，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刚进了江油一家工厂当学徒工。我们都下乡当过知青，当时有这份工作，已然不易。12年来，在疯狂无序的时代乱象中被抛来掷去，参加高考，是想为自己做一回主。
混乱中的坚持
我和妹妹是初72届毕业的同班同学。小学毕业的1966年，文革起势，武斗完了文斗，全民疯狂，大中小学一律“停课闹革命”，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少年一下子被抛到社会上，成了文化的弃儿。与“老三届”不同，我们这个年龄段，刚接受五年的小学教育，基本没有思考和辨别事物的能力，也没有清晰的理想。就我和妹妹而言，除了单纯的甚至是本能的喜欢上学读书，对于未来人生的勾画，大抵只到了读完中学上大学这一步，上大学是我们当时的唯一追求和最远的憧憬。这一下连中学都没得可上了，非常茫然，空虚。
文革来了，除了毛主席语录、诗词和著作，几乎其他所有中外书籍都被说成是毒草，被抄，被烧，被堆藏。天网恢恢，密而有漏。总有好书被热爱书籍的人藏起来，在喜欢读书的人中间秘密流传。《红楼梦》、《牛虻》、《普希金小说集》、翻得如同烂菜叶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都是这段时间读的。那时候借书、换书，颇像国民党政权下的地下工作者接头，会事先准备好报纸，或者红宝书空书皮，拿到书后赶紧把宝贝裹起来，或者套上红塑料书皮，溜着街边迅速回家。
终于，到1969年复课闹革命，我们上了县城关初中。开设的课程现在看来很好笑，除了语文、数学，还有工业基础知识（简称工基）、农业基础知识（简称农基）、政治课。前些日子我们初中同学聚会，还忆起工基课就讲了拖拉机，大家都记得一句“拖拉机耕地，安逸得板，只要一个人，就掌握开关”。农基课呢，就学八个字“土肥水种密保管工”——农业八字宪法。政治课的老师好像是工宣队的，不知是啥学历，每次上课几乎就是读报。有一次讲起出身不好的人要努力改造，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，举了一个样板戏里的例子，说：“少剑波都说杨子荣是出身富农本质好嘛，是不是？”其实那句词我们人人都会唱：“他出身雇农本质好，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。”对这种建立在血统论上又记忆错谬的荒唐逻辑，我们私下里偷偷传为笑谈。
语文和数学课，我们遇到了好老师。教语文的敬老师中文底子厚实，教风严谨而热忱，语文用的什么教材已经完全没有记忆，只记得敬老师在我们的作文本上划下波浪线，用一丝不苟的笔迹写下旁批和长长的总批，细心地改正字词标点错漏。我的作文时常作为范文得到评讲，我甚至从语文课上初步学习了现代汉语基本语法知识，阅读和写作自此成为终身的兴趣。而教数学的杨老师，是下放右派，北大毕业的高材生。我成人以后回想起来，意识到以他这样的学问来教初中，应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，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。杨老师的数学、几何，教得真是好啊。在他的课上，脑力全开地跟着他步步求证，解题，每每兴味十足，所获得的纯智力活动的快乐至今难忘。我的妹妹同学，是我学习上最强劲的对手，每次考试，我俩成绩都相差无几且名列前茅。
1972年初中毕业，正常的话，我俩该继续上高中当同学。然而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，这看来无比正常的事，却成了空。我下乡当了知青，满心想着在农村好好表现，也许能获得推荐招工或参军的机会。至于靠推荐去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，压根不敢想。两年后，妹妹高中毕业，没有工作，也没法被推荐上大学，也只好下乡当知青。她这一去，就是整三年。
我下乡后与一个五保户老婆婆同住，那年我17岁，只能算半劳力，每天挣7个工分，而10个工分才合人民币一角七分钱。我的家乡是浅丘地区，资源贫瘠，人多地少，所有能种上粮食的土地全被开出来利用，粮食还是根本不够吃。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，麦收时节，各自搭帮割麦子，按所割面积算工分。我力气小，没人愿意带我，平地上大而整的麦地好收割，轮不上我，自己一个人转着坡去收割小块零星的地，大的约有两间屋大，小块的也就有如簸箕。吭哧吭哧割了几天，记分员来算面积，一共36块地，总共只有一亩。
年终分配，按所挣工分折算，我的全年口粮160斤稻子，800斤红薯（吃一半烂一半），50斤玉米。粮食不够吃，我和婆婆经常每天只吃早稀午干两顿饭，晚上就忍着。十七八岁的女孩，饥饿的感觉很不好过，有时白天干了劳动强度太大的活，比如挖板田、担砖泥等等，晚上我看书时，婆婆便抓一把豆子炒了给我加餐，而没牙的她一颗也不沾。婆婆自己有一只眼睛完全没有视力，我没去之前，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。我去以后，晚上若看书写字，她从不吝惜灯油。就这样，晚上除了有时去夜校给青年们读报教唱歌，其余时间都被我用在了读书上。每过一段时间，去县里借回来几本书，断简残篇的《古文观止》、零星的中华活页文选，还有手抄的外国诗歌，读到那些优美的诗文，会高兴得如同吃了回锅肉，反复咀嚼。经常也非常投入地写点文字，新诗或古体诗，写小散文，编三句半等等，多是战天斗地，豪迈空洞的应时应势之作，也有的时候咏景抒情，抒写内心不敢示人的真实情怀。这些没有目的不成系统的读书和写作，使那些浑噩贫瘠的日子变得不那么苦闷和无聊，也使自己保持了可怜的一点智力活动而不至于变得愚蠢可憎。
两次考试
那天，我走进高考考场的时候，浓雾还没散，即使教室窗户大开，光线还是很暗。北风夹着雾水刮进来，屋里没有生火，又湿又冷。我的心跳得很厉害，把钢笔放在桌上，两手指尖相对轻轻敲击，来使手暖和一点。两只手都长着冻疮，红肿之处，艳若桃李，也不敢太使劲。语文，数学，政治，史地。试卷发下来时，心一下子沉静下来，那种熟悉、笃定的感觉，好像盲眼流浪儿摸回了家门。终于，不用比背景，不用担心成份，不用仅凭组织推荐，就凭自己的知识才学，有机会为自己圆梦。盼这个公平竞争的考试，盼了多年了。
现在提起恢复高考，都知道发生在1977年。其实，更早一些，1973年的中国，已经有过一次中途夭折的用知识考查选拔人才的尝试。那一次，我也是亲历者。
那年，国务院批转了《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，对当时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，大中专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、复查外，还要进行书面文化考查。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就我一个下乡知青，和几个回乡知青一起被推荐参加中专考试。我的机会来了！记得当年县里的招生学校中，公认最好的是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和内江铁路学校，各有5个名额。心气颇高的我就报名这两个学校。考试的时候，语文和数学我都做得很顺利，埋头刷刷刷只管写，有两个老师进考场来，总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地看我答题。不到收卷时间，我答题完毕也检查过了，自信没问题就交了卷。后来听监考老师说，我考得非常好，那两个看我答题的其实就是招生学校的人，“他们当时就看了你的试卷，很满意。你肯定没问题！”监考老师说。
高兴得太早了。在那个没有理性的荒诞年代，随时都能有反常识却能成事的人物出现。这次出来的是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，生生把进行了一半的招生全盘推翻，考过的成绩没用了，重新回到老一套：推荐选拔。我们大队就推荐一个。别人告诉我，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有亲戚的孩子要上学，考试的时候没敢去，只有靠推荐，你这次就别想了。我的心凉透了。可没想到最后却意外地被推荐上去：大队长和书记各自想推荐自己家族的孩子，互不相让，让我上反倒成了他们不让对方受益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。
但是我也没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。县革委会的头儿说，大城市的好学校让贫下中农的孩子上吧，这个知青，留在县里当教师嘛。于是，把我招到了当年刚复办的县师范学校。这种说不出来的不公，我哪里有交涉的余地？师校连校舍都没有，找了个破败的寺庙，一边建校舍一边开课教学，喝水吃粮都自己挑运，吃菜自己垦土种植。关键是没有教材，老师们虽大都尽力，也很难开展有系统的教学。尽管如此，能够在学校学习，也算万幸。我很努力，毕业时，本应去教小学的我，和另几位同学被“拔”去做了中学教师。
1977年的高考，与进考场做题相比，前面的复习简直就是拼命。
10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新闻，我一分钟没有犹豫，决定报名。这时，距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多月，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——不是复习是学习，我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堪：数学刚刚有初中程度，地理、历史一片空白。我分析了自己的情况，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用在了数学上，硬是把高中数学课本全部自学了一遍，不懂就去向县中老师请教，做了1—5册全部习题（第六册太难了，也没有时间了），目标是尽量能多拿点分，不拖总分的后腿。历史、地理和政治，没条件系统学习了，县教师进修校的老师掏光家底，遍寻资源，编写了好多题，无偿提供给当年的考生，记得密密麻麻好几十页，我是用了足足三天的时间来背了个大概。而语文，则只好凭底子硬考。我的妹妹，刚费尽周折进了江油一家工厂当学徒，也在每天下工后挑灯夜战。在我的身边，还有几个一同报考的知青好友，我们抱团复习，相互打气，天天熬到凌晨两三点钟也不觉得累。后半夜回家去睡觉，走在小城黑黢黢的巷子里，冰凉透骨的冷风从身体穿过，也不觉得冷。那个时候，真的是飞蛾扑火一般，只管向着那团光明扑过去。
那场高考，考场上监考非常严格，考生也十分自觉。我所在的考场没有听说过作弊的。但考生状态大不相同。考语文时考生基本上都能一坐到底，政治和史地综合考试时就有提前退场的了，而数学考试，干脆有人就整场弃考。我的考试很正常，很顺利。
可怕的家庭出身
自己能做的事做完了。然后，是焦灼的等待。比起考试成绩，更让我寝食难安的，是政审。
那时候，人在社会生活中赖以立足和发展的硬标准是家庭出身。不同出身的人被分为三六九等，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，天然自带光环，在审查表上一填，招工上学当兵一路优先。如果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，就如同被黥面的罪人，低人一等，步步艰难。我的父母都是新中国初期参加工作的普通干部，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和妹妹随母亲生活。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，尽管她同那个时代其他同样出身的人一样，声明与家庭划清界限，但这个包袱还是成为她大半辈子的阴影。我们虽然连外公长啥样都从没见过，在填表的时候“家庭出身”一栏也必须填写地主。而父亲家，是下中农。
初中时，我是学生干部。学校要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时，我很积极地报了名。当时学校仅有的几个团员老师组成支部，开发展大会，递交了申请的学生悉数在场，一一当面宣读自己的申请书，团支委表决通过与否，气氛相当庄严。前面的同学都获得了通过。轮到我了，响亮地念完申请书后，略为紧张地期待着接下来的表决。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支委中的一个老师站了起来，阴沉的脸上布满寒霜，眼睛像钉子一样扎过来，盯着我开口了：“对这个同学不忙表决，我要问她一个问题。你必须老实回答。”我有点懵，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“你的家庭成分是什么？”“地主。”我心里什么东西在崩塌。“为什么是地主？”“因为我父母离婚了，我跟妈妈，妈妈的家庭成分是地主。”我努力回答。“那你父亲的家庭成分是什么？”“下中农。”我觉得自己没有力气了。
支委老师突然提高了分贝：“问题来了。你为什么放着下中农出身的父亲不跟，而偏偏要跟地主家庭出身的母亲？说呀。这是什么阶级立场！”五雷轰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！我不能回答！那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能够回答的问题。也不是她应该回答的问题。我终究没能入得了团。
多年以后，我知道了那位老师自己的出身也很不好。那么，他那样做许是为了自保。我不怨他。但是这个出身问题，却一直纠缠着我。每每需要填表，政审，都饱受煎熬。这一次，政审会是挡住我去路的巨石，还是被新的洪流冲击到一边的稻草？高考，是真的唯才是举，还是再一次叶公好龙？
等待。度日如年。
录取了，又差点放弃
转过年来的春节期间，我们在成都的亲戚家过年。一天在表舅家正吃团圆饭，邮递员送来挂号信，是吉林大学招生办公室寄来的。在座的十几个人都屏住呼吸，眼睛齐刷刷落在表弟手中快速展开的信纸上。“我被吉大录取了！英语系，我被录取了！”表弟一喊，在座的十几个人欣喜若狂，好几个人霎时泪盈眼眶。我和妹妹互看一眼，马上夺门而出——买车票，立即回去等通知。
从成都到家乡，要坐11个小时的长途汽车。我早已不记得是怎样挨过这11个小时的，只记得一路上滴水未进，头脑里却像有一团火球在滚来滚去，灼得全身发烫。回到县里，通知未到，一夜无眠，辗转到天明。
第二天，通知来了——四川大学中文系，第一志愿！我攥住录取通知书，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把命运攥在了自己的手里。我奔到邮局，按事先约定给在江油的母亲和妹妹发去电报，等我从邮局出来，消息已传遍县城，人人都向我祝贺，到处都是热情的笑脸。下午，妹妹的电报到了：“祝贺姐姐，我也被重庆大学机械系录取。”喜悦和兴奋达到了顶点。
我、妹妹、表弟如愿以偿进了大学。我的同学中有老知青、农民、工人、教师、军人、在校学生……每个人都与我一样有一部伴随国家命运起落沉浮的奋斗史。这就是发生在1977年冬天的事。有这么一批最小十五六岁最大三十出头的青年接受了历史的挑选，通过公平的考试走进了大学的校门，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逆转。他们叫七七级。
七七级，包括其后的七八级七九级，到今天已成了一个专用名词。对于社会，她标志着荒谬的反智价值观被清算，标志着公平公正尊重知识的人才选拔机制的恢复重建，科学、理性的教育观和教育制度自此复苏。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，则意味着从公正的选拔机制中获得了可把握的实现理想、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途径。那个辉煌的时期，人性的唤醒与回归，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念的启蒙与求索，对我而言，宛若新生。从那以后，我追求着光明的生活和人生价值，活得勤勤恳恳，堂堂正正。
当年的我们从长达十几年的公然反智时代踉踉跄跄走过来，知识背景残缺断裂，在长达一生的时间内都在持续弥补，思考能力在痛苦的审视、反思和否定中一点点获得，回归常识的价值体系在开放和保守的混乱冲突中缓慢建立。我们的同学中，有数位博士生导师，有成功的企业总裁，有各级岗位的领导人物，有坚守文学的作家，更有许多像我一样在教育、新闻出版、文化事业、国家机关工作的普通工作者。个人的发展际遇不尽相同，欢欣和烦恼也往往如影随形，但是，前行的指向却殊途同归，那就是尊重和高张民主与科学，宏扬人性与理性，终身不断地学习进取，让自身与社会同时发展得日益正常、健康、和谐、美丽。
一次高考消除不了历史的沉疴，但是会留下印记。40年过去，被1977年那场举国瞩目的考试聚拢的高光渐渐隐去，理想的色彩屡经消磨，早已融入当今社会的斑斓异象之中。也许，作为当代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样本，1977年高考群体会不断被提及，被关注。我们这些当年考生的个人命运实现了突破，但社会变革的成功却并非像我们毕业时以为的那样指日可待。七七级的主体是“老三届”，出生于革命后的，重生于改革开放的大转折，被天然涂染上我们国家每个历史阶段的色彩：亮色，暗色，杂色，丰富而含混。我想，七七级也许是过渡的一代。关山隐隐，江流回环，无论社会发展如何曲折，即使在这一代手中没能涂抹成理想的新画，七七级也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底色存在，厚重又明亮，历久而不衰。
（作者系198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。曾任中国农业出版社编辑，国家开放大学副教授。）
